1月11日至2月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先后主持召开五次座谈会，就正在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听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温总理指出，《纲要》应改变教育行政化倾向，“要让人民看到希望”。

从当前舆论的关注焦点看，对教育改革的讨论似乎大多集中在“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上。大学教育存在的弊端无疑非常值得重视，但这只是教育行政化导致的一系列恶果中的一个。从更为宏观的层面看，当前我国教育所面临的最迫切问题，乃是教育资源配置严重错位导致教育供给与经济对人才的需求严重不匹配，由此产生了本科教育职业化、功利化，大学毕业生蚁族化，民营教育边缘化，技能培训教育信息不对称，受教育机会严重不均等等现象，而这些现象又是互为因果、环环相扣的。

备受关注的广州外来工子女义务教育新政浮出水面。据报道，广州目前已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优秀外来工入户和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以后凡在广州居住半年以上，有固定住址、固定工作和收入来源的来穗务工就业农民，可为其6-15周岁的同住子女申请接受义务教育。同时还提出，凡获得广州市及各区（县级市）政府授予优秀称号的外来工，其子女可优先申请在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就读，享受本市户籍学生义务教育免学杂费和课本费的政策。

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然而问题是，雨露滋润禾苗壮的美好图景有关方面是给我们绘制了，只是雨露何来？换言之，这些保证外来工子女入学的经费在哪里？

和尚是对出家人的尊称

圣观法师认为，称呼出家人为和尚，是对很小一部分出家人的尊称。为什么呢？这得由佛教里头“和尚”的定义开始。和尚这个词是从梵文演变而来，本来的意思是“师”，是一种尊称，只有具一定资格堪为人师的才能称为和尚，并不是所有出家人都能称为和尚的。

能称为和尚的出家人应该具备两点，一个是要有智慧，通俗地将就是首先要成为知识分子，二是要有良知。

“佛”翻译成汉语就是“觉悟者”，用老百姓的话也就是明白了宇宙与人之间的运行规律的人。如果仅仅是一个对于宇宙人生彻底明白的人，还不能够成为“佛”，还要言行一致，也就是要对着自己的良心负责，圣观法师如是说。从此可以看出，要成为真正的觉悟者，对他的行为准则还是有很高的道德要求。

1月28日，台湾深度文化游团队开始第二天参访之旅，他们从台北市区进入台北县金山乡的山区，拜访了汉传佛教重镇法鼓山。

这次全程陪同和讲解的是法鼓山的僧团男众副都监果兴法师，他是法鼓山和中华佛学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的佛学泰斗李义夫先生。李义夫先生已经82岁了，仍然头脑清醒，逻辑严谨，表达流畅自如。果兴法师安排团员们参观开山经过历史博物馆、图书室和教学中心之外，还体验了一下法鼓山的禅修，让大家更加深入体会到了法鼓山的精神。

接下来参访团前往佛光大学。佛光大学前身为「佛光人文社会学院」，是台湾一所具有人文精神的大学，环境清幽、宁静。佛光山主持星云大师大师创办，发起「百万人兴学」活动，于1993年动土，2000年开始招生，先成立研究所、博士班，再进行大学部的招生。佛光大学位于宜兰县礁溪乡林美山上，海拔约430公尺，是兰阳地区第一所大学。

今天(1月27日)台湾深度文化游的行程非常紧密。早上八点多上车出发，到中正纪念堂看了士兵交接仪式之后，便马上去往佛光山的台北道场。该道场是一幢十几层楼高的大厦，每层功能多元化，可谓是现代佛教弘法道场的新指标。从十四楼到五楼，有如来殿、禅堂、法堂、斋堂、会议厅、社教馆等，同时还有人间福报、人间卫星电视台、佛光缘美术馆、香海文化公司、如是我闻文化公司、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人间文教基金会、电视弘法基金会等弘法和文化机构。1994年2月10日，在开光落成典礼上，星云大师说明了台北道场的四大特色，也是台北道场一直努力发展的方向：传统与现代结合，僧众与信众共有，行持与慧解并重，佛教与艺文合一。从我们的参访印象来看，所有的这几大特色的愿景，都已经实现得相当出色了。

这次负责接待和介绍道场情况的永昭法师，刚刚从菲律宾回来，她是佛光山菲律宾道场的创建者。为了建立这个分道场，永昭法师在菲律宾工作了整整16年时间，终于把它建立并且稳定运作起来。在永昭法师的安排下，我们全体团友从14楼到5楼逐层参观，大家在参观的过程中都为佛光山在全球的伟大事业感到非常震撼。

还在几天前，你可能不知道一个事实。民俗摄影师王久良举起镜头，拍了一组组惊心动魄的照片，向公众揭露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北京被垃圾围城，逐渐成了一座孤岛。

根据媒体披露，北京日产垃圾1.84万吨，每年的垃圾产量仍以8%的速度增长；北京填埋垃圾所耗土地资源相当于每年消耗500亩土地，只需要4年时间，现有垃圾场将全部被填满。北京不是垃圾围城的唯一，据住建部的调查表明，全国600多座城市，有1/3以上被垃圾包围；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5亿平方米，相当于75万亩。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画面一：摩肩接踵的大街，人们将揉成一团的纸巾、刚喝完的酸奶瓶或饮料罐、熄灭的烟头、皱巴巴的塑料袋等全扔进垃圾桶。画面二：用一个塑料袋把垃圾装好，拿到楼下扔进小区的垃圾桶里。这是大部份市民每天早上出门的第一件事。

    金融危机出现一年多了，这里那里复苏的言论时有所闻，但各方君子的看法很不一致。好比美国最近公布上季的国民收入，同比上升了百分之五点七，二○○三年以来的最大升幅，是代表着经济复苏吗？不一定。几个月前A. Binder教授指出，依照美国的统计算法，只要经济止跌，国民收入一定跳升。另一方面，美国的朋友还是一致认为，那里的市面继续一片萧条，找工难望，看不到有复苏的迹象。
    统计数字不容易作得准。八十年代后期日本的经济遇难，其后复苏之声时有所闻。二十多年过去了，没有谁会说日本真的复苏过。一位常访日本的朋友最近再访，回来后对我说，二十多年来日本的楼价没有上升过。这可见统计数字的波动与大势的转变是两回事。
    是的，金融事发到今天，整个地球只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复苏没有争议：中国。神州大地的国民收入增长保八可以不论，楼价急速地回升至历史最高水平，甚或过之，而汽车的销售量同比上升了百分之四十六，去年销量远超于历来冠军但遇上不幸的美国。汽车的平均质量应该不及美国那么好，但加税后，同样汽车之价中国比美国高出不止一倍。我最喜欢采用的数据是厂房的租金，这些日子收复了一半以上的失地。民工荒又再出现了。
……

西安事件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然而，在官方文件中，这一事变的主角似乎只有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和共产党三方——譬如，比较标准的说法是：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事实上，这种说法严重不合事实：最起码，在张学良和共产党背后，还有共产国际的手指，在暗中拨动着这场博弈的棋子。